日 期：2007年04月05日09:21
来 源：新快报
[事件回放]
2003年，杨丞琳在吴宗宪主持的台湾综艺节目《我猜，我猜，我猜猜猜》中，曾发表过涉及日本侵华事件的无知言论，近期又传出她在新加坡公开声讨内地网友没素质，触及众怒，遭遇万名网民联合抵制。
2007年4月3日14时，杨丞琳召开发布会，就此事向全国人民道歉。杨丞琳在发布会之前手写了一封道歉信，恳请大家原谅自己曾经的失言。
杨丞琳手稿内容是：“大家好，我是杨丞琳，我不太会说话，但还好有所有的媒体和歌迷朋友们一路的支持。今后，我会更努力的做好表演的工作，真的非常谢谢你们。”
道歉会当日，杨丞琳的经纪公司对网络上的传言做出澄清：首先杨丞琳最近半年内都没有去过新加坡，更没有说过指责内地网友没素质的言论。杨丞琳鞠躬道歉，并做出解释，“我对历史的不熟悉所以造成这个错误，希望大家可以原谅，我绝对不是像网络上面说的意思，就是好像觉得抗日战争并不辛苦，并不漫长，而是我想像的更漫长，更辛苦，所以我回答的年数是错误的，我以后会再继续研读历史。还有在主持方面更下功夫。”之后，媒体代表向杨丞琳赠送了有关抗日战争方面的历史书籍。
然而，道歉在媒体公布后，网络上的许多言论似乎表明，多数人认为杨丞琳的道歉不够诚恳。
台湾女星杨丞琳就四年前的不当言论道歉后，气势汹汹的“民愤”似乎并没有平复。我们到底该不该接受她的道歉？我们到底该不该追究她个人的责任？我们到底应该拿这样一个女明星怎么办？所有的问题，似乎还没有答案……
[正方]
论“高标准，严要求”应该缓行
■胡晔
中国人是“宽以待己，严于律人”的。自己若有点小毛病，那是白璧微瑕，不足道的，甚至“坏事变好事”，说那是真性情的体现，真的汉子。可别人要是哪里出了问题，那就不依不饶，上纲上线，深挖思想根源，分析祖宗八代阶级成分，不把他批倒批臭不罢休。而且，一个人一旦在某方面出了问题，他在其他所有方面必然全面破产。就拿杨丞琳事件来说，四年前历史修养不足的问题，四年后重提时，就被一些人跟她的私人生活作风挂起钩来了：总换男朋友，可见是淫乱；淫乱，可见不是好人；不是好人，可见对抗日战争的无知和冷漠是顺理成章的……这类逻辑推演，可以无止境地玩下去。
我们常以为偶像崇拜这码事是舶来品，其实，它是土得不能再土的土特产。中国人就是“粉丝”的民族。以前是偶皇帝、偶孔子、偶忠臣良将、偶贞节烈女，后来就偶雷锋、偶王进喜、偶焦裕禄、偶华罗庚。总之，在我们这儿，对偶像必须“高标准，严要求”，榜样非得“高大全”不可。时代变了，这个劲头却没有变，潜移默化又转到对流行文化偶像方面来了。你想吧，一个艺人，说文化没多高，说知识很有限，说修养一般般，你跟他较什么劲啊？偏不！作为“粉丝”的中国人依然将“高大全”的期望投射到这些艺人身上，结果就是，这些艺人战战兢兢，动辄得咎。
有一点必须明确：杨丞琳不是安倍晋三，她没有政客那种谨言慎行的义务。政客的谨言慎行是他职业规范的一部分，杨丞琳的职业规范不应该包括这个，她不过是个歌手，是个娱乐节目主持人而已。当安倍晋三都在堂而皇之地玩说错话再道歉的游戏时，杨丞琳这样小小的艺人的道歉举动已经足够严肃，足够郑重了。
明星不是政客，不是专家，不是官方发言人，他们有说错话的可能，也有做错事的可能。对这些话、这些事严防死守、穷追猛打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我们必须调整对明星的角色的理解与期待，让他们完成从“人民艺术家”到“娱乐大众者”的身份转化。事实证明，谁跟明星较真，谁就是闷蛋；谁对明星不依不饶，谁就被娱乐业意识形态禁锢得更紧。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在该严肃的时候必须严肃，在该放松的时候就要放松。不分轻重、不分黑白，只知道胡批乱骂，不仅不利于营造宽容、和谐的社会氛围，还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造成威胁。阿Q曾将“高标准，严要求”付诸实践，他说：“赵司晨的妹子真丑。邹七嫂的女儿过几年再说。假洋鬼子的老婆会和没有辫子的男人睡觉，吓，不是好东西！秀才的老婆是眼泡上有疤的。……吴妈长久不见了，不知道在哪里———可惜脚太大。”杨丞琳多年前说错了话，现在也道了歉，谁还计较？难道你还嫌她脚大不成？
[反方]
杨丞琳的“所知障”
■刘铮
佛家有“所知障”的说法，“所知障”不是彻底的无知，而是知道了一些，但却被知道的这点东西蒙蔽住了，没法看得更全面、更深邃。在我看来，杨丞琳就是“所知障”的受害者，她的状态，用王朔最近爱提的一个词儿来形容，就是“无明”，也是佛家术语。
首先，我们得了解，杨丞琳知道哪些东西。不管看没看过她主持的综艺节目，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在台湾演艺圈这个世俗得没法更世俗的“小世界”里，当主持人，没有一点小聪明是不行的。这小聪明，包括普遍意义上的人情世故，也包括对圈内复杂混乱的恩怨情仇关系的了解，还包括对台湾社会种种古怪离奇现象的认识，最重要的是要包括对观众娱乐趣味趋向的理解。很明显，在这里面，没有科学文化知识的位置，也没有对政治、社会、经济的基本状况的了解的位置。正因为如此，杨丞琳一方面具备主持台湾多少有些庸俗的综艺节目所需要的小聪明，另一方面严重缺乏作为一个堪为楷模的公众人物所应拥有的知识与智慧。她蔽于其“所知”，没能意识到这么点“所知”其实只是她获得完整人格、成就完整事业的一个障碍而已。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该怎样看待和对待处于“所知障”中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每每看到知识不均衡、不全面造成“所知障”的实例，比如饱读诗书的博士没有生理卫生常识，在专业领域出类拔萃的人才对社会上的猫腻一窍不通。对于这些人，我们多半能以相当平和的心态接纳之，不以圣人的标准苛责之。那么，为什么我们对杨丞琳就突然变得严厉起来了呢？我想，这是因为内地的许多年轻人对台湾社会的认识相对肤浅，习惯于以在内地环境中形成的一套知识标准和价值标准来衡量内地之外的人与事，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令评价变得没有多大价值，也令双方之间的误解进一步加深。
人是环境的产物，不是相对的产物，而是绝对的产物。这意味着，在我们这个环境里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换了一个时间，变了一个地点，就可能不是那么回事了。我们知道，在台湾“去中国化”逆流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台湾的年轻人以及普通民众，通过学校教育获知的中国历史文化的真相，在一天天地减少，他们对自己这种“无明”，也在一天天地淡漠下去。杨丞琳暴露出来的对历史的无知，不过是这样一种大趋势的具体体现而已。揪住个别的人不放，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趋势。如果坚持这样做，那么陷入“所知障”的就不单单是杨丞琳了，激烈批判她的那些内地年轻人所犯的毛病，跟杨丞琳的差不了多少，只不过是性质不同罢了。
对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所知障”也许不是相对的，而是绝对的，关键在于我们能否一直想方设法跳出它的遮蔽，减少它对我们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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